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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久前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治理知识产权恶意诉讼典型案例，引发广泛关注。近年来，一些经营主体假“专利”之名行“牟利”之实、打“维权”之旗行“侵权”之事，严重扰乱经营秩序与诉讼秩序，破坏创新环境与营商环境，应当加大依法治理力度。
这批典型案例有两个突出亮点。一是明确恶意诉讼的认定，精准打击知识产权“碰瓷”行为。实践中，恶意诉讼的具体类型是多样的。如何判断知识产权诉讼发起人是否具有恶意，是精准打击“碰瓷”行为的关键。
在涉“成品罐”实用新型专利恶意诉讼案中，金某公司为阻挠灵某公司上市，以灵某公司侵害其名称为“一种混合装置”的专利权为由提起侵权之诉，被灵某公司以恶意诉讼为由反诉。最高法二审认为，不稳定的权利基础、隐匿专利权评价报告的不诚信之举、较为容易的侵权判断、明显畸高的索赔金额、难谓巧合的起诉时机等因素综合起来贝思盈配资，足以表明金某公司提起本案专利侵权之诉并非为了正当维权，而是意在通过该诉讼拖延灵某公司的上市进程、损害灵某公司权益，应认定其构成恶意诉讼。最高法在该案中不仅运用“以时机看动机，以标的看目的”的恶意认定方法，还提出了恶意诉讼“起诉即侵权”的理念，为准确认定知识产权“碰瓷”行为提供了裁量依据，传递了坚决遏制恶意诉讼行为的鲜明态度。
二是明确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的损害赔偿范围，让“碰瓷”者无利可图。知识产权诉讼具有专业门槛高、周期长等特点，诚信的经营主体一旦卷入恶意诉讼，就不得不投入大量精力和经费进行应诉。
在涉“行车记录仪”专利恶意诉讼案中，最高法提出“全面赔偿原则”，这也是此案最大的典型意义所在——给恶意诉讼的赔偿责任“划范围”，即对于恶意诉讼的被起诉人，既要看到其受损的一面，比如律师费等合理开支，又要看到其失去的一面，比如因财产保全被占用资金的利息、因规避法律风险而主动放弃的商业机会等。可以说，依法提高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的损害赔偿标准，让受害者获得充分、全面的赔偿，让不诚信者付出沉重代价，有助于进一步遏制知识产权“碰瓷”行为。
当然，进一步深化知识产权保护，不仅需要人民法院从诚信建设、治理恶意诉讼方面打击知识产权“碰瓷”行为，还需要全社会形成合力。一方面，广泛宣传，提高全社会对知识产权恶意诉讼本质及危害的认知。另一方面，完善制度筑牢防线，进一步提高虚假诉讼、恶意诉讼的违法成本，让受害者获得充分救济，让“碰瓷者”付出远超收益的代价。
坚持多管齐下、久久为功，才能实现知识产权制度“保护真创新、真保护创新”的目标，更好为创新驱动发展保驾护航。
(摘编自《法治日报》，原题为《绝不让知识产权“碰瓷”行为得逞》)
《 人民日报 》( 2025年12月03日 05 版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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